6月28日，2016腾讯思享会夏季论坛在北京举办，来自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政法等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、社会贤达汇聚一堂，围绕本届“进与退——中国再出发”的主题展开激烈讨论。

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，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，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，进与退已成为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，中国如何再出发不仅考验着我们的决策者，也考验着整个中国社会。

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发表主旨演讲——《市场的逻辑与中国改革战略选择》。他指出，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成就得益于从注重通过战争、暴力、抢劫、偷盗等方式进行财富分配的强盗逻辑转向合作互利的市场逻辑，但在这个进与退的节点，当下不少人的强盗逻辑仍然根深蒂固，中国再出发必须坚持市场的逻辑，继续市场化方向的改革，并沿着市场逻辑的延伸，推动法治和民主的建设。

以下为演讲内容整理：

 
张维迎教授在演讲中

一、市场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

非常高兴来到思享会和大家交流，我要讲一下市场的逻辑与中国改革战略选择。

我们知道，人都是追求幸福的，尽管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。在我看来，人类追求幸福有两种逻辑或方法，第一种叫市场的逻辑，第二种叫强盗的逻辑。

所谓市场的逻辑，简单说，就是如果你想幸福，你首先要让别人幸福。按照这样一个逻辑，我们人类进行的是一个正和博弈，每个人的财富都可以增加。我们通过创造财富的方式进行合作互利。怎么创造财富？就是通过交换和贸易。

而强盗的逻辑，是指你为了自己幸福就使得别人不幸福，这实际上是一个零和博弈的逻辑。使用这种逻辑，我们就要相互伤害。我们注重的不是财富的创造，而是财富的分配。用什么方式？战争、暴力、抢劫、偷盗……我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，有好多强盗逻辑是合法的，包括警察国家，包括计划经济制度，还包括我们古代的奴隶制，都是合法的强盗逻辑。

在我看来，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由这两种逻辑主导的。人类漫长的历史当中，起最主要作用或占主导地位的，是强盗的逻辑。市场的逻辑只是近两百年来超越了强盗的逻辑，主导了世界。历史当中，强盗逻辑和市场逻辑经常是交互在一块的，所以有句话是“敌众我寡则商，我众敌寡则抢”，市场逻辑有利的时候用市场逻辑，不利的时候可能用强盗逻辑。市场逻辑仍然有很多反复，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我们的计划经济制度。

二、贸易带来和平

在不同的逻辑情况下，我们人类经受了什么样的命运？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，我们使用强盗逻辑，出现大量的凶杀。根据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估计，在史前时代和现代非政府状态，每十万人当中，每一年的凶杀率达到1%（1000人），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活30年的话，一辈子有30%的可能被谋杀。到中世纪的欧洲，这个数字降到了100。再到启蒙时代的欧洲，降到10。今天的欧洲是1。当然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知道生命最危险的状态不是普通人，而是那些地位高的人，包括国王、皇帝等等，据说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在1/3以上，甚至有人估计达到44%。 英国贵族男性死于暴力的比例在1400年大概是25%，之后逐步下降。大国之间交战的频率也在下降，特别是到了市场的逻辑之后。

当然，最著名的市场逻辑是创造财富。人类有漫长的250万年历史，从人类制造工具开始，人均GDP是没有增加的，只有过去的250年中人均GDP才出现突发性增长，从1750年的180国际元增长到2000年的6600国际元。所以，在图上是一个垂直的线。

市场的逻辑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财富。不仅仅是GDP增长，我们消费的产品数量在大幅增加。250年前人类所有消费的东西的种类就是10的二到三次方，今天我们有10的8到10次方，我们今天消费的大部分东西是我们过去没有想象到的。我们衡量一个经济时，不能简单用GDP，更多的要用每一代人消费的产品有什么样的变化。

市场的逻辑，也就是贸易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和平。圣奥古斯丁讲，人有三大欲望：财欲、权欲、性欲。市场的逻辑不仅改变了实现财欲的方式，更重要的是财欲替代权欲，用合作代替了征服。人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财富的时候，我们大概有更少的必要性通过征服暴力来获得财富和权利。

孟德斯鸠提出贸易和平论，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带来世界的和平，商业的自然作用就会导致和平，彼此从事贸易的两国会变得相互依赖。如果一国从买进中获利，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，所有的联合都是基于相互需要。19世纪中期巴斯夏提出“巴斯夏原理”：商品不越过国界的时候，军队就会越过国界；商品越过国界的时候，军队就不会越过国界。

市场逻辑的延伸，就是我们讲的法治和民主。康德在二百多年前提出民主和平论。政治学家布鲁斯·鲁塞特和约翰·奥尼尔对1816-2001年间的2300次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进行了分析，结论是民主国家更少介入战争，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不是民主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政权时，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；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时，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%。

当贸易和市场经济这些因素加上后，冲突的可能性下降。将民主、相对均力、国家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，他们发现，给定年份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，下一年卷入冲突可能性较小，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军事冲突。民主和和平只有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的时候才发生，而贸易和和平即使一方是市场经济仍然有效。换句话说，贸易比民主对和平可能更重要。

全世界范围看，随着民主政权的增加、专制政权的减少，战争国家的数量在降低。到1990年，刚好世界民主国家的数量超过专制国家的数量，由此我们看到卷入战争的国家在减少。从1900年开始，两个民主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下降，而其他的国家，包括专制国家，都在显著地高于民主化国家，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非常高。

三、中国未来的改革也必须坚持市场的逻辑

现在看一下中国的改革。中国的改革是从强盗逻辑转向市场逻辑。计划经济本身是一个强盗逻辑制度，对内，我们消灭私有财产制度，我们限制个人自由，不容许个人办企业，禁止市场交易和自由契约。我们否定企业家精神。而国家企业垄断所有部门，政府的政策和决策主导一切。我们还不断搞运动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与人斗其乐无穷。

对外，我们强调的是自给自足，闭关锁国。我们一般以市场民主化的国家为敌，认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，做好了随时打仗的准备。在这样的强盗逻辑指导下，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里遭受苦难。

改革开放启动了市场逻辑，经济自由化，鼓励私人和企业家精神的发展。我们对外开放，加入WTO。我们强调和平与发展，以合作取代了对抗。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来自市场逻辑的作用。

同样，我们知道我们面临好多的困难。也可以说，我们还有太多的强盗逻辑在主导着社会。

未来的改革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国际和国内的经验都证明，市场的逻辑不仅是民富的康庄大道，也是国强的不二法门。德国和日本更证明了这一点。这两个国家发动二战，试图以强盗逻辑成为强国，但最后都失败了。二战之后，它们利用市场的逻辑，用商品、贸易来征服世界，结果都成功了。

中国未来的改革也必须坚持市场的逻辑。具体来讲，在经济上，我们应该继续市场化方向的改革，废除大部分的政府管制，推动商业自由，有效保护私有产权，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，坚持国退民进，实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，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信息自由。

政治上，建立以保护个人权利为宗旨的法治社会，推动民主制度的建设——没有法治，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，同样，没有民主，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社会。

国际上，我们仍然要实行和平外交，不应该借助于武力解决领土及其他的国际争端。我们应该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，勇于不当头，也就是“闷声发大财”。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组织，遵守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的游戏规则。我们不应该鼓励狭隘的民族主义。我们还应该去意识形态化。意识形态和宗教是人类历史上导致战争和杀伤的主要因素。美国和日本在二战期间是敌对国，二战之后结为盟友，中国和美国二战是盟友，战后成了敌对国。这些都与意识形态有关。

我们知道市场逻辑如此重要。但普通人里，甚至知识界里，强盗逻辑仍然是根深蒂固。我们现在没有能当强盗的人，但我们经常会用强盗逻辑思考问题。为什么呢？这可能与人类的历史有关。在漫长的历史当中，财富的主要形态就是土地，土地是有限的，给人一种“竞争就是零和博弈”，就是分割蛋糕，你多了我就少了的印象。

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看，在传统社会中，具有强盗逻辑思维的人，更有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，所以他们的基因就可能遗传下来。与此同时，人类的社会学习，也就是榜样的力量，为我们形成了强盗逻辑的文化——社会地位最高、最受民众顶礼膜拜的人，就是那些杀人最多、掠夺财富最多、统治和奴役人最多的人。所谓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”，秦皇汉武，成吉思汗、康熙、乾隆、凯撒、拿破仑，都是杀人如麻的人。过了多年之后，他们的后代知道了这个问题，要废除这样一种制度。

所以，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观念变革。亚当·斯密为我们解释了市场的逻辑，自由市场使得自利的人可以互惠互利，市场经济中财富来自交换、创新和信用，征服不可能使征服者更富有。

基因和文化的共同演化，使得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仍然根深蒂固。要改变这样一种强盗逻辑的思维，我们就需要新的理论和新的观念，只有真正理解了市场的本质，我们才能按照市场的逻辑指导中国的未来。

谢谢大家！

（演讲者：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。本文系演讲整理稿，未经演讲者审订。）